20年前，在十年动乱结束后，新的读书生活重新开始。1977年，伤痕文学浮出水面。同年冬天，高考恢复，全国高校开始招生。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真理标准讨论”开始。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创刊号发起“读书无禁区”讨论。之后，报告文学兴起。之后，部分外国文学经典作品解禁。之后，大型文学期刊热销。之后，读书热潮漫卷全国……这是一个喧哗的开始，一个热情、热烈的开始。如果将个体的自由阅读比喻成一所“纸上大学”，那么，在这个时间点，铃声响了，开学了，各种声音唧唧喳喳混成一首未经任何排练的喧哗的合唱。那喧哗中躁动着执着和淳朴。与后来文人间的相互抵牾、动辄诉诸法庭完全不同，那时，文人们作家们学者们还端庄、稳重地坐在读书人的椅子上，名正言顺，领衔主流。他们和大众一样热泪盈眶拥抱那个新的阅读时代来临。那时，出版物并不就是十全十美精良无瑕。可已饥馑多年的人们像饿鬼扑向面包一样扑向禁锢多年的各种中外名著。那时，在新华书店有个朋友或者熟人是幸运的。买书走后门，这在今天不可思议，可在当年，却可以买到很多经典名著，得到很多精神上的实惠。那喧哗中洋溢着乐观和欣喜。窗户打开，大团的新鲜空气扑面而来。阅读带给人们激动和欣喜。当时，陶斯亮写过一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这篇报告文学赢得很多眼泪。三联书店出版《傅雷家书》。这本书给很多读者带来如同精神之父一样的教诲和慰藉。由眼泪、慰藉和劫后余生的“后怕”组成的欣喜，生动而实在。很多人相信，傅雷悲剧与他读过很多书不无关系。可这并不能丝毫削减人们的读书热情。1998年，《傅雷家书》已出版第四版，累计印数已达100万册。读书意义今天已是分道扬镳，各取所需……可沸腾的经济生活从未遮蔽读书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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